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今天，中国某些地方的“节能减排”之举可谓奇特。从河北省某县刮起的拉闸限电风，虽经发改委、工信部、电监会等机构连续发布禁令，然而仍屡禁不止。近日，《第一财经日报》记者调查发现，一些地方对居民限电已实施半月之久。此外，对企业用电，一些地方也实施了“一刀切”式限制。（参见本报11月5日《地方突击限电背后》）
这些做法打着“节能减排”的幌子，实则违背环保的根本宗旨。对这种所谓的“应对气候变化措施”，我们应予以坚决反对。
首先，也是最根本的，拉闸限电不分生活用电与工业用电，侵犯了居民使用电力的基本权利。据本报记者调查，山西某市白天拉掉30条线，晚上要拉掉40条线，仅保留关键部门的5条线。可以想见，这严重干扰了居民的正常生活起居。而且，这也造成了连锁反应，例如停水等。这看起来像是回到20年前经常停电的年代。那么，奋斗20年的经济成果到哪里去了？
其次，这种做法干扰了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。据笔者了解，很多地方的一些重点行业出现了大面积停产的现象。这冲击了金融危机后刚刚企稳的就业情况，也不利于中央近期提出的“包容性增长”的目标。
最后，这种一刀切的做法也不利于达成节能减排的目标。最突出的例子是，最近出现的“柴油荒”，部分原因就是拉闸限电：受突击性限电制约，很多企业不得不采取“自备柴油发电”。此举不仅大量消耗燃油资源，增加碳排放，而且还会形成更大的污染。这与国家节能减排的目标和环保的要求背道而驰。
诚然，对那些高耗能的企业，尤其是落后产能，理应采取限电等措施，以加速产业结构调整。政府也应鼓励居民节约用电，减少能源浪费。这些都是合理措施，有利于节能减排。然而，如果不按照科学的方式，乃至对居民合理用电权利进行限制，那么就过犹不及，走向初衷的反面。
应对气候变化，其根本宗旨还是为了人类能够更好地生存和发展。节能减排，不是退回农耕时代乃至石器时代；只有通过创新式的发展，才能解决能源排放过多、影响大气和生态的问题。工业文明的成果，包括电力、交通等，人们仍然有权利享受，而且还需要更多人享受；在此基础上，我们才能探讨如何进步到“后工业文明”。但是，国内一些地方的做法不是进步，而是倒退。
放眼国际，印度还有至少4亿人用不上电，非洲大陆还有1亿多人在远离现代文明的黑暗中度过。相比之下，中国还算幸运：我国的整体发展水平高于上述地区，至少绝大部分老百姓能够享受电力，以及电力带来的文明。不能把这样的成果“拉闸”，让我们的老百姓退回到印度乃至非洲最不发达国家的水平上。
在国际气候谈判中，发展中国家在为他们的人民争取用电权——现有技术条件下的发电方式必然带来排放增加，因此也就是排放权。这经过了18年的谈判乃至斗争，而且还要继续下去。说到底，这种斗争是为了老百姓的发展权，而不是官员的政绩。
当然，将节能减排与GDP一样作为官员考核指标，这种行政指令式减排是吹起拉闸限电风的根本动力。可以想见，在2011年1月1日以前，那些生怕完不成“十一五”节能减排任务的地区还会采取各种不合理限电措施，这不可避免。令人担忧的是，这种短期性的、竭泽而渔的“减排措施”会不会延续到“十二五”期间？
为了防止拉闸限电之风不再蔓延，“十二五”期间应完成至少以下四点制度设计：
第一，应提高行政性指令的科学性。此次拉闸限电风吹过之处，尽是资源能源大省，这并非偶然。现在看来，在“十一五”的能耗指标分配中，确实存在着对资源大省的耗能指标倾斜不够的问题。在分配“十二五”指标时，应更科学、更符合实际地考虑各种复杂因素。
第二，应完善税收政策和价格政策，结合环保、土地和金融等多方面的政策手段，引导新建环保、低碳型企业，同时引导现有企业节能减排。
第三，应引导碳排放交易市场尽快走向成熟。通过市场寻找合理的“排放价格”，从而帮助企业以合理的成本实施减排，这是以欧盟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和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经验。这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减排方式，能够弥补自上而下的行政命令的不足之处，减缓了强制性限电、限排的压力。而且，这符合“谁排放、谁埋单”的原则，是一个公平之举。
最后，作为节能减排的长效机制，我国还应该考虑气候立法。虽然目前有多部法律的相关条文涉及节能减排问题，但总体上我国还缺乏一个统领性的法律。如果能在下一个五年中启动法律进程，那将为我国2020年及以后的应对气候变化工作提供一个整体框架，也为政府、企业与个人设定各自的权利与义务。如此一来，类似的拉闸限电就将成为不合理且不合法的做法。
我们需要应对气候变化，也需要享受现代文明。归根结底，这是“谁来埋单”的问题。在国际上，应当主要由问题制造者——西方发达国家埋单；在国内同样如此，应当主要由排放大户埋单，而不是靠牺牲老百姓的用电权来摊派。这是公平原则的题中之义。
